我为救陌生人卖掉两套房,每年收尸100具,现在我只想救妻子

 2021-12-17 00:53:20 回帖奖励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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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王刚;撰文:商华鸽;本文来源:公众号“自PAI”(ID:zpselfie)。


我叫王刚,出生于1976年的厦门,一个军人家庭。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军人。我爸就出生在攻打厦门的路上,所以他名字叫“进厦”,就是“进攻厦门”的意思。我小时候是闭着眼睛拆枪长大的,都是玩真枪。我们家的孩子,一长大就会被送进部队锻炼,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与父亲

我爸爱用拳头教育,他一打我,我就往爷爷那跑。小时候家里人就爱逗我,别人问我:你爷爷是你什么人?我总会说:“我爷爷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爸六十大寿那天,他的战友跟他开玩笑,“我记得你好像很喜欢打你儿子,没想到也长这么大了。”老爷子还装糊涂,说“没有吧,14岁以后就没动过手了。”我当时直接站起来敬军礼:“向各位叔叔报告,14岁以后我参军,老爹打不过我了。”
我妈妈巾帼不让须眉。她1970年参加过援越抗美的战争,舅舅打过自卫反击战。
      这是我和妈妈的合影。

我2000年左右退役,在厦门工作。当时单位遇到棘手的任何事情,我都能安排处理得很妥当,领导都很器重我。
后来离开有各种原因。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开始接触到救援。这些年我遇到老领导,他说当时大家都特别认可你的能力,为什么执意要走?我说,“救人比较简单。救人就是救人,就是在救一条人命。对我来说,人生将来是有回忆的,有实实在在的成就。”
       这是我十年后返回北川拍的照片。
真正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那件事,发生在2008年的5月12日。在那天之前,我已经开始做救援,但就跟京剧票友一样,不专业。
我喜欢开着越野车到处玩。2008年5月10日,我们五辆越野车17个人开到成都,第二天休整,准备在5月12日从成都出发去西藏。

冥冥中自有天意。5月12日早上,一台崭新的越野车莫名其妙出故障,无法启动。当时酒店都已经退房。没办法,只能把车拖去修理厂检查,我们就在成都闲逛。如果我们顺利出发,当天下午2点28分,车会走到都江堰,生死难料。成都震感也严重,但没什么大的灾难。
           
2008年以前,中国是没有救援队的。这一年,是中国救援志愿者的元年。
地震发生后,我们让女生都先回厦门,男的开车进了灾区。我们没有任何专业救援技能,也没有工具,就是用撬棒和钢筋水泥搏斗。

没法开车,我们把车丢路边,找当地人买了三部摩托车,进到都江堰一个塌方的学校。我们在那里干了整整16个小时,听着那些被埋在地下的孩子的声音,一个个消失,没任何办法。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尸体,是一个男孩。他眼睛还睁着,血已经糊了半边脸。离开汶川后,我不觉得尸体有什么可怕,看太多都麻木了。但后来做救援接触一些水域打捞的尸体,我会有很不舒服的感觉。他们被打捞出来,冰冷、僵硬、腐烂,还有味道,脸被浸泡的样子比较恐怖。2008年从汶川救灾回来,差不多有大半个月,一闭上眼睛鼻腔里都是尸体腐烂的味道。后来我看心理医生,才知道其实这就是典型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们在汶川地震灾区总共待了32天。先到都江堰,又到北川和汶川。到后来我已经完全不认识我的手。一直用手刨,半个指头刨没了,我左手给右手虎口缝了三针,缝不好又拆线重新缝了一次。
     现在,我右手大拇指根部自己缝合的痕迹仍然很清楚。

汶川地震教我明白,我以前在部队学的本事,除了一身好体力和搏斗本领,真的是不懂得怎么救人。
而且后来检查,那辆崭新的越野车根本就没毛病,又能发动起来了!我觉得当时老天爷留我们这条命,是让我们去救人的。
我终于想明白,在30岁以后,人的一生该怎么度过?最大的成功是你这辈子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生活。                                 对我来说,我放下生命中其他的兴趣爱好,甚至原本自己拥有的事业,全力做救援,是渐进的过程。我在军队训练过,体能和意志超过一般人。但如果能用身体素质救人一命,我是快乐的。这种快乐,让我上瘾。
     福建南安,我带队到山里彻夜搜寻一个轻生老人。

我曾在部队锻炼多年,对社会上很多事都有自己的想法。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对我内心的触动非常非常大。这个案子争议极大。但后果太严重:案件判决后,人们都不敢扶老人了。这和我从小在军队环境接受的教育,完全相违背。

我是驴友,我也喜欢开越野车去西藏玩。在路上我们遇到别人有难处,谁车胎破了,我们帮忙换个胎,拖个车,这都是非常自然的理所应当的事!

彭宇案对我震撼真的蛮大的。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社会风气能不能被改变?我想试试。
      厦门,一个89岁的四川籍走失老人被找到,他家人特别开心。我们共出任务四次,终于找到了他。

救援给我的东西,不是我能够救几个人,而是我现在能够影响很多人来做这件事。我们前行的背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风向标,最终会给社会带来改变。这么多年过去,我可以很欣慰地说,每一个参加过曙光救援任务的人,经过这个团队的洗礼,他们在社会上一定是一帮“好事之徒”:他们遇到这种事,一定会伸出援手。
最早,救援不是我的全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013年,在四川雅安进行地震救援。

2008年我开始做救援,到今年整整12年。曙光救援队成立,是6年前的6月1日。

我们最早去的比较多是地震灾区,所有费用都是几个伙伴AA制。我觉得,每一个被困在废墟底下的人,都深陷于绝望,他们的世界是黑暗的,他们一定都渴望看到希望的曙光。

后来不仅仅是地震。比如我们每年都会接到多起救援任务,要进山搜救被困的驴友。他们发出救援请求,也都是晚上。他们在白天是不会求助的,到傍晚觉得走不出来,没照明设备,又没吃没喝,才会求助。我们经常自嘲,是“黑暗户外”。我们希望我们的出现,能够成为人们生命的曙光。
      2014年8月,在云南鲁甸地震救援。第二梯队来增援后,我压力小了。

曙光救援队刚成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我的两辆越野车。2016年去云南鲁甸地震救援,我们用了四种头盔,其中还包括借来的六个电工头盔。我很爱喝可乐,可乐在我们救援中很重要。遇到还有气息的轻生者,可乐可以及时提供糖分和能量。但当时在灾区买不到可乐。第二梯队进灾区的路上就买了10瓶可乐。当时怕我一下喝掉,就把可乐到处藏。每天吃完饭,拿一瓶给我让我解乏。

第二梯队是我的副队长陈小冬带主力来支援我。我当时真撑不住了,看见他们来,我鼻子都是酸的陈小冬能来,是靠绝食才获得家人同意。他每天不吃饭,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刷手机看灾区的情况。刷到第四天,他家人受不了了。他老婆主动给他收拾装备,放他走了。他假装没吃饭,其实偷偷有吃。哈哈哈哈哈。
       我在厄瓜多尔参与救灾。我和从地震灾区救回的部落里的孩子留影。这些小家伙对我依依不舍。

做救援志愿者团队,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一直会有人退出。凭一腔热血进来,疲了后就退出。这都很正常。六年来,当过曙光志愿者的人数少说也超过四千人。这只是厦门大本营的人数,还不包括全国各地将近40个救援团队,我们都属于曙光救灾同盟。同盟由厦门曙光救援队发起,在大灾面前共享资源,同心救灾。比如这次江西、安徽水灾,我们同盟共召集了全国20个救援队的186人前往救灾,从7月8日出发,转战江西景德镇、上饶鄱阳县、安徽池州市、六安市固镇镇,整整30天时间出动了55台车辆,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近3000名,同时还为救灾部队授课,普及防灾救灾知识。

曙光的规定是需要志愿者有一份养活自己的收入,就可以来帮助其他人。但成为正式队员,需要通过400小时的任务训练,三项以上救援技能考核,才有资格自费购买曙光的救援队服,佩戴救援铭牌。
2016年我们做了南北方水灾的救援,那一年我大半年时间都在全国各地,还去南美洲厄瓜多尔做地震救灾。我发现光靠厦门一个地方的志愿者团队,没办法做这么长时间的救援救灾,我的人完全不够用。当时厄瓜多尔有登革热,我在北京隔离,隔离一结束就连夜飞回厦门,带队出发到江西鄱阳,再去安徽,再到河北,等到最后的时候,我身边真的没有人了。我一个人开车回到厦门,身边还带着黑豹的骨灰。
       黑豹。

黑豹是一只东德牧羊犬,从小跟我长大。它三个月大,我就开始训练它,是我亲手训练的第一只搜救犬。它喜欢吃苹果,喜欢玩球,我只要去灾区就会带着他。它的准确搜救率非常高。从高山到水域,从地震救援到泥石流救援,它的救援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执行任务上百次。它是一只犬,却活成了盖世英雄的模样。
没想到这次到安徽出水灾救援任务,原计划一个礼拜的任务,到黑豹走的那天,已经是它在灾区的第22天。它太劳累了,后来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已经42度。它去世的具体时间是2016年7月16日的19时13分。直到现在,黑豹的骨灰罐还躺在我的书架上。
那次之后,我觉得只有厦门曙光是不行的。我需要在全国各地播曙光的种子。现在各地发展都不错。比如2019年,厦门曙光可以同时响应四个省份的水灾救援,为他们提供设备和物资。

我就不吃力了,同时可以做更多的事。
       这些年我们做的事,厦门市民一件件都看在眼里,我们收到的锦旗,挂满设备仓库的上空。

我们只要没有私心杂念,坚守初心,民众就会一直支持我们。这是肯定的。
2017年,我带队去九寨沟做地震救援,我的妻子红豆随车遭遇刹车失灵。后面因为应急措施得当,非常幸运地与死神擦肩,但车辆几乎报废。之前救援队一共有五辆车,都是队友个人捐赠,车龄均超过20年,因为救援任务多,车辆行驶路况不佳,车辆故障频发。

2018年3月,厦门市民集资购买了三辆车支持我们出任务:一辆救援指挥车、一辆勘察车和一辆救援装备车。
           
现在曙光救援队里有快艇三艘(有两艘是志愿者的,给队里用),15辆车(指挥车,通讯车,水域装备车,救援装备车,皮卡,越野车,照明车等),还有高空照明无人机种类繁多的救援设备。我们的救援设备在全国民间公益团队都处于领先地位。救援队所有的支出,都来自社会的一笔笔捐赠,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会向社会公开。所以,曙光是在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的。
       87岁的王丽华奶奶,坚持每年在党的生日这天给我们捐款10099元。她的这一善举已坚持多年。
而我们救援志愿者是非常纯粹的志愿者,无任何报酬,反而自己还经常得贴油钱,经常熬通宵。我们面向社会提供的所有救援服务全部免费,不收取被救助人任何财物报偿——不管是一瓶水,还是一包烟,或是一块钱。就像一个疯子领着一群傻子,全年无休做救援,很多人需要利用自己的调休和年假来出救援任务。

即使如此,一旦有任务,我们发布核实过的求救信息后可以很快完成数十人的集结抵达现场。到现场的虽然几十人,但是后端网络上可能有上百人在帮助分析汇总各种信息。
       这是2019年5月,我们在去年一次水域救援后在做复盘。最右侧站立的人,就是我的妻子红豆。

谈判组、警戒组、攻击手、确保组、装备组……每一次成功救援后,我需要对过程的每个动作分解推演。救援不但需要四肢高度发达,还需要长期一线经验的积累并有强大决断力,毕竟一着不慎就可能面对生命的逝去。

我当时还不知道,再过半年,红豆会交给我一个可能是我这辈子最艰巨的救援任务。
生活啊,想象不到的打击真的会突如其来。
      这是2019年8月9日,厦门同安大桥,我们经过10个小时努力完成打捞,面对遗体列队致哀。

我们去年买尸袋用了三万块人民币。进口的尸袋质量好,也贵,每个要160块钱,今年买不起了。现在我们每年收尸得有上百具,90%都在水域。不止一次,我们在执行水域任务的时候,本来天气很好的情况下会突然下雨,尸体一打捞成功,雨就停。我们私下经常说,有些事很难用科学去解释,但它又确实存在。

有一次在福建平和,有一艘船翻掉,溺亡四个人。当天本来晴空万里。第一具遗体出水的时候,大暴雨。我们作业的过程大概花一个多小时,后来当地气象部门测量下了接近两百毫米的降雨量。

最后一具遗体捞上来后,送上车,车一开走,天气立刻放晴。
      2019年5月,我们在厦门会展中心沙滩刚救回一个想跳海自杀的男子。我给他喝可乐补充糖分,又盖上保温毯防止失温。
我们每次出任务,车队出去最少的成本就有两三千。有人问过我:你们为了找一个人,耗费这么大人力物力,值得吗?

我说:“不值得!”

他又问我:“不值得你们还不该干嘛干嘛?!”

我告诉他:“如果这是你的亲人,还会觉得不值得吗?”

人们很多时候无法站在别人立场去想问题,利己主义无孔不入。做利他的事情,反而总会被质疑动机。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一些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甚至污蔑。
       这是我今年1月立的最新的遗嘱。
2011年到2017年,我曾经做过打拐的救援。有些孩子被拐卖后会被打断手脚,在街头乞讨。解救这些孩子的唯一办法,就是取得他们被虐待打骂的音视频资料,提交给公安部门。我们要购买各种偷拍设备,取证过程会比较危险。这个事曾经影响到我们骨干的家庭,曾经有陌生人找到我们一位骨干的孩子,发出过一些威胁的信号,让他们夫妻二人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担心孩子的安危。这三四年以来慢慢不做打拐的案例,因为案例明显少了。
从2012年雅安地震开始,我每年都会更新自己的遗嘱。雅安地震我曾遇到危险,人差点没了。我常年做高危救援工作,正常投保后万一出意外,因为涉及“主动涉险”,理赔也是未知数。

所以我开始有立遗嘱的习惯。我还记得第一份遗嘱,写得啰哩啰嗦好几张纸,连家里的狗都交代好。这两年的遗嘱,越写字越少。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人生的宽度远比长度重要得多。
      2020年开始,我在做救援的时候开始出现心率过高的状态。这是今年6月在厦门同安救一个要跳桥自杀的人,当时我的静止心跳突破到每分钟130次以上,被手表记录下来。

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是长期过度劳累造成的间歇性“房颤”。可是我也没办法,90%的救援任务我都会出现在现场。

这两年迎来任务量的爆发,每年出任务都近千起(2019年951起)。现在我没有办法,对一个满怀希望向你求助的人说不。这导致我常年来每天的平均睡眠大概在4小时左右。我总觉得,我生命的终点可能是在救援的路上。
       2019年9月15日,这个21岁的小伙子在厦门一栋26层高楼的顶层,要跳楼。我和他距离7米,我浑身被汗湿透,花了整整5个小时走完7米,来到他身边。我取得他的信任,让他亲自把手交给我,一起下楼。

很多人跟我说过,你面对一个要跳海跳楼的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人跳下去,你是要负责任的?我都告诉他们,我当时从来不会想这个,我想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救下来以后,我通常会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告诉他,无论遭遇什么,我们会一起支撑下去。

我和我老婆红豆都考了心理危机干预师。和心理咨询师不同,考这个证没什么职业前景,所以考的人很少。

对一个选择轻生的人来说,这一定不是单纯的因为哪一件事情。比如最近有一个轻生者,他在轻生前两天在工厂上班,突然晕倒。晕倒以后住院检查,花了1800块钱。碰巧他家里发生一些事,他父母找他要钱。他住院的钱都掏不出来,需要他同事过来帮他付医药费。他就把输液管拔下来,准备去跳桥。1800块的住院费,真的可能会压垮一个年轻人。很多人的绝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像今年李克强总理说的那样,我们国家有六亿人,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
      这是2019年7月,厦门海沧大桥上,一个少年准备跳桥跳海自杀。我当时腿上老伤复发,在烈日下拄拐跟他聊天聊了五个小时。他最后终于张开双手,让我把他抱回桥面。这是一个开车路过现场的陌生人拍的照片。

我作为心理危机干预师,我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感受这些轻生人员的绝望、寒冷和黑暗,才能够贴近他们,然后把他们带着走出来。从性格和抗压能力上看,男人的抗压能力比女人要弱得多。

很多选择自杀的人,他们并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他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这些人是行走上钢丝绳上的人,我跟他们的沟通也非常小心。有些人拒绝沟通,我就得通过他的表情、动作、肢体语言来判断他能够接受哪方面的信息。
     2020年4月14日,福建南安,一个76岁老人在一张元旦快乐的红色日历纸背面写下遗书,离家准备轻生。
     所幸,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及时找到已经割腕的他,并把他送到医院就诊。

一个人的真正死因,其实是不可知的。遗书,并不一定就是真相。但生命可贵,无法重来,我们面对每一次救援,只能全力以赴。我们为什么不收取被救助者任何财物报偿呢?能够进行事关生死的生命救援,这就是我们和轻生者今生最大的缘分。这个缘分,就是对我们最高的犒赏。所谓生死之交。
这几年任务量暴增。A类救援任务是我们最高等级的救援任务。比如有时轻生信息只是一张海边的照片,我们任务群里数百人都会看这张照片可能是在哪里拍的。如果不确定,很多人会到海边去找。不少人已经睡了,又被微信群的声音吵醒,然后加入到信息的比对和救援任务当中。

让一个人彻底放弃轻生的念头,需要一个过程,有些人需要三五天,有些人需要一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有没有回归正常生活?情绪会不会经常突变?跟朋友的沟通有没有变得频繁?这些都是判断危机是否过去的依据。
      我们的志愿者在开会。

我们四千个志愿者不算少,但仍然有限。这几年又建立不少互助群,比如的士互助群,滴滴互助群,代驾互助群,环卫互助群,外卖互助群……我要让社会上天天在街头跑的人,与别人大量接触的人,都成为曙光救援队的支撑人群。这样我们在进行城市走失人口搜寻时——很多都是阿兹海默老人,效率会大大提高,再配合警方的监控系统和科学的搜寻方法,寻人就高效多了。
       2019年5月,厦门会展中心海滩,我妻子红豆(左一)在救援指挥车上照顾一个刚从海里救上来的小伙子。
在30岁以前,我一直是一种年少轻狂的状态。那时会因为开着越野车去了一个别人去不了的地方而感到欣喜。现在我救了一个人,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事。这本身就是我该做的事情而已。但我因为做救援,对我老婆红豆一直是很亏欠的。
我们2007年一起参加一个中秋节聚会,在厦门认识。后来我找别人要了红豆电话,约她见面。我们原来都在江西景德镇长大。后来才知道,我们原来曾经读过同一所初中。

2009年9月9日,我们领了结婚证。我还记得,那天排队领证的人非常多。       我和妻子的合影。 这些年,红豆因为担心我的安危,总是祈祷国内不要有灾害,后来我又出国做救援,她又祈祷国外也不要有灾害,现在是每天祈祷尽量不要有救援任务。一听到电话响,她心就揪起来。她曾经发过一句朋友圈,“我不要你英雄的光环,我只要属于我们的平凡。”
她已经退出了一些曙光的救援群,她每次看到群里人们为我竖起大拇指都难受。她说那些人看不到我正当壮年一身伤病,也不知道一年到头经常不眠不休的我有多累。

2016年救灾最多的时候,曙光救援队弹尽粮绝,我实在没钱买设备,偷偷卖过两套房子,卖了500万。我当时是骗红豆卖的。我当时跟红豆商量,我要做一个投资,手头比较紧,加上救援队也缺钱买设备,我做了一个假的投资计划书取得她的信任。

现在回想,我还是觉得很对不起她。

去年底,她咳嗽气喘,我们刚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一检查就惊呆了,卵巢癌晚期。这种癌又叫“沉默的癌症”,大部分发现的时候都是晚期。
     1月24日是除夕,红豆刚做完手术,这张照片是我们全家人在上海过年的年夜饭。

我立刻带她去上海,各地朋友全力帮忙找医生。1月22日,总算做了手术。幸亏提早去上海做了手术。如果拖延,年后因为疫情管控,很可能就没机会去上海做手术了。

武汉疫情爆发前,她到上海时心情很不好。我当时劝她,“你什么都别想,好好看病,我很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倾家荡产的机会。”
红豆的妹妹说,“还有我呢。”

我岳父母也对红豆说,“还有我们呢。”

我们这些家人都愿意为红豆卖房子,有什么好怕的?

红豆的妹妹一家常住上海,想和姐姐多些相处的日子,就在厦门海沧也买了一套房子。这样老人来厦门一次就能看到两个女儿。但她也没想到,姐姐身体会突然得癌症。

我这些年见惯生死,意志强如钢铁,极少流泪。这次遇到红豆得癌症,我一直揪心。我承认,这大半年我哭过很多次。
       红豆和她抓的娃娃。
6月,我要把曙光的救援指挥车从厦门开到上海做改装,顺便就带红豆散散心。12天的时间,我们一路向北。结婚11年来,我俩从来没这么清闲过。在车上我开始每天给红豆弄她吃的东西,炖汤,炖蛋,炖海参,给她补身体。

我承认,自己每天到处做救援,这些年确实不顾家,确实对不起红豆。
去年8月,我老婆对我说过,“现在的人习惯了忙碌,习惯让最亲的人等待,总以为有些事晚点做也没关系,总以为有些人晚点陪也来得及。却不知道,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挽留的——时间,生命和爱。”

红豆有个爱好,她特别喜欢抓娃娃。我平时去做救援救灾,有时一出门一两个月。她周末没地方去,就去商场抓娃娃,一两年时间里抓了几百个娃娃,家里堆满一个房间。在抓娃娃这件事,她是绝对的高手。2016年,她曾去贵州毕节支教,后来就把很多娃娃寄到贵州给那些山里的孩子们。红豆还记得她支教时认识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长这么大没去过毕节县城,因为车费需要20块钱。

这次我们从上海返回厦门,路过杭州时就去了西溪湿地,我专门陪她去抓娃娃。

她抓娃娃,我帮她扫码付钱买币。出去救人我不觉得累,陪老婆抓娃娃,是真的累。

那天我陪她站在商场里三个小时,我站得腰都痛。她可是刚做过化疗的人,居然能玩三个小时。她抓到娃娃以后,开心得像个孩子。
        红豆那天在商场里很轰动,围观的人也没见过一个人居然这么会抓娃娃。后来我背着一身的娃娃往前走,有路人都问:“你是不是给老板钱了?让他照顾你老婆,让你老婆多抓几个?”
这么多年,像这次自驾十几天从厦门到上海,再到杭州,这种两个人出行的机会从来没有过,很奢侈。

红豆得癌症的信息传出去,我的太多朋友这半年来一直给我打款,加起来至少有三十万。祝福我都收下,钱我都没收,原路退回。我和红豆商量好了,这些年曙光救援队接受过太多朋友的支持,红豆生病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重大关卡,但是我还有一套房子可以出售应急,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我4月的时候曾经给红豆发消息,我说“救援你,是我这辈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成功一起活,不成功一起走。”
红豆现在状态还不错,心情也好。我抽空就带她在厦门附近四处逛逛,这些年陪她确实少。
她现在每21天要住院做一次维持治疗,一个月得吃四盒靶向药,一直吃,一个月药费和其他治疗检查费用得四万块。
      2020年3月30日,我在厦门五缘湾游艇基地测试救援队的快艇。

我喜欢读历史。中国历史上,很多贪官都来自很穷的家庭,越缺什么越会想要什么。我从小生活条件还不错,一直对钱没有太大欲望,对我来说精神层面的东西,要远高于物质。纵观中国历史,从岳飞到于谦,好人从来没好报。所以,我做救援不图将来,只是因为我喜欢,我愿意。

好人有好报,这从来只是很朴素的愿望。我们没有抱怨。为什么癌症不能在我家人发生?既然发生了,我去面对就好了。

我以前也曾经趾高气扬,做了这么多年救援,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
          
而现在,我最想拯救的人,是我的妻子红豆。

联系时请说明是在「百事通华人资讯网」上看到的,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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