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流行病和战争都会促成社会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加拿大妇女进入就业市场，催生了个人所得税；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加拿大全民医疗体系的诞生；今年的新冠疫情为政府保障“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提供了新的论据，也为这种主张带来了新的支持者。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启动紧急救助津贴（CERB）在长达半年时间内为受疫情影响的加拿大人提供每月2千加币的经济援助。自此以来，该援助是否应该永久化成为了探讨的焦点。
简单说来，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就是让全体国民都能领到一笔基本收入，没有时限和任何附加条件。人们可以靠这笔钱维持最基本的温饱，也可以同时工作，赚取更高的收入。
2017年，安大略省政府在3个城市的4000个低收入家庭中试行这项政策，为期3年。但现任省长福特当选后叫停了这个项目。
保障全民基本收入的设想从问世之日起就争议不断。而最近一份新的研究报告称，在加拿大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每年可使经济规模增加数百亿加元，并创造数十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12月9日，加拿大经济分析中心（CANCEA）发布一份报告，研究了两种潜在的基本收入模式，发现这两种模型都能使大约230万家庭摆脱联邦贫困线。
第一种模式是每月2,000元的”最低收入保障”或同居夫妇每月2,900美元的”最低收入保障”，以及另外每月最多500元的残疾补助。如果你同时有在工作的话，每赚取1元，就会从低保付款中扣回5毛钱。
另一种模式是 “全民基本收入”，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年人每月可获得500元的”红利”，不会被扣回。再加上每月1500元的”最低收入保障”，或者每个两个成年人的核心家庭可获得2000元”最低收入保障”。这部分的钱则需要计算扣回。在工作中每赚1元钱，就会被扣5毛钱。
研究发现，从长远来看，两种模式都会带来更大的经济规模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规模有多大，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则取决于该计划的慷慨程度，以及该计划是否由财政赤字提供资金。
基本收入倡导者认为，这项政策会带来更大的经济规模，因为出于需要，低收入者会把钱都花光。所以，流向低收入家庭的钱最终会成为一种直接的经济刺激。
该理念最强烈的支持者之一，加拿大前保守党参议员休·西格尔（Hugh Segal）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全民基本收入产生的经济回报实际上可以远远高于成本。
他说：“当你用基本收入取代低效和惩罚性的福利项目时，你就会既支持了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同时也支持了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尽早进行的至关重要的实质性讨论。”
报告预计，根据第一种模式发放现金的成本将是每年1220亿元，但由于经济规模较大，这将被高达800亿元的政府新增收入所抵消。第二项计划的成本将是每年2350亿元，其中高达1090亿元将被更高的政府收入所抵消。
对全民基本收入保障的最常见的反对意见就是它会助长懒惰。但全民基本收入游说组织负责人Floyd Marinescu认为，过去的试行项目显示，发放基本收入并没有降低劳动人口对就业市场的“参与程度”。它只是提供了一个选择，让你有时间找到更适合你的工作。他希望现在的状况能让许多正在领取紧急救助津贴的加拿大人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实行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将完全推翻现行的社会福利体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否需要迈出如此巨大的一步，还要看疫情过后的经济和就业情况。如果疫情开始前的劳动力短缺状况继续下去，政府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原有的社会福利保护。
但有了全民基本收入，人们还会去工作吗？许多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认为，基本收入会起到抑制工作的作用，将人们从劳动力队伍中拉出来，使经济萎缩。
CoStar Group首席经济学家Carl Gomez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给经济带来一些负面的外部性。特别是，它造成了对工作的抑制，与此相关的是，为此所需的较高税收也会抑制人们从事高薪工作的积极性。”
Floyd Marinescu则驳斥了人们不愿意工作的说法。他认为，研究发现，当基本收入出现时，确实有一些人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主要是为了照顾孩子或返校再教育。
加拿大统计局前首席经济分析师Philip Cross则认为，加拿大最近债务上升，现在不是考虑昂贵的新政府福利的好时机。“鉴于联邦政府的创纪录赤字，现在不是引入主要新社会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研究2020年推出的援助计划，看看是否对就业市场的复兴有负面影响。”
而放眼全球，西班牙政府已经表示，目前正在实行的最低收入保障可能会成为永久性政策。究竟加拿大政府会如何抉择，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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